2020-11-4 9:57:00
    站在风口上的“二师兄”火爆程度依旧不减。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居前五名的上市猪企——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平均日赚1.55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这五大猪企净利润合计增超3倍。特别是牧原股份,前三季度营收391.65亿元,净利润却高达209.88亿元,增幅达到?1413.28?%。据此计算,牧原股份在前三季度平均每天净赚?7659.80?万元。

  这样的利润水平,可能只有通信等少数几个行业才能达到。但是,通信等行业是依靠规模庞大的营业收入实现的,利润率并不是很高,能达到10%以上的净利润率,就已经相当不错。而猪企的净利润率,超过了50%,真正是一本万利。更重要的,这些利润,全部来自于广大居民,来自于广大消费者。这也意味着,猪企新增的这些利润,都是从广大居民碗里分来的,是广大居民口袋中转移过来的。

  虽然这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当市场出现供不应求时,供应者的利润会快速上升,需求者的支出也会快速增加。但是,面对这样的场景,还是觉得,猪企利润过高,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为,猪企的利润是与广大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猪企利润越高,居民的消费支出就越多,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也越大。只有猪企的经营状况正常了,广大居民在猪肉消费方面的支出才正常。否则,就一直处于不合理消费之中,会影响到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也会带动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

  虽然说此轮肉价的上涨,有一定的特殊原因,如非洲猪瘟。但是,更多的还是人为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规划与引导,没有针对非洲猪瘟的特殊情况,及时采取鼓励企业和居民养殖生猪,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紧张现象。这也是这些年来,生猪、蔬菜等领域经常出现价格大起大落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相关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尽责一点,对市场的情况把握得准一点,多给养殖户提供一些市场信息和工作指导,也许就不大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价格上涨现象。

  二是相关政策执行上的“一刀切”,或者机械僵化、不负责任,也是导致肉价上涨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地方对生猪养殖持不支持态度,便通过环境整治,把生猪养殖户全部关闭了,甚至农民自己饲养生猪都不允许。我们说,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保护生态,是必须的。但是,生猪养殖也是民生工程,如果环保要求达不到,可以帮助生猪养殖户加大环保投入,改善养殖条件,而不是一个“关”字就解决问题。这种粗暴简单的管理方式,无疑也是猪肉价格上涨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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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4 12:00:00
     近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与“观察员”城市黄石、岳阳、九江、黄冈、株洲、抚州、咸宁、湘潭、宜春,以及宜昌、荆州、孝感、鄂州、天门、仙桃、潜江共20个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合作公约》,就发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业务,拓宽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围等达成了共识。

  显然,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进步举措。因为,公积金与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等一样,与广大居民关系紧密,与城市间的协作也关系紧密。一旦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在城市间的流动关系打通,不仅有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更加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打通,是否更有利于大城市和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城市。客观地讲,在现阶段,确实会大城市和经济活力强的城市作用更大、效果更好。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率提升,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经济拉动作用的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也会逐步提高,大城市的溢出效应对中小数点城市的发展产生有效的吸引力。因此,互通在未来对中小城市的作用和效果也会更好。

  也正因为如此,打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壁垒,实现包括公积金在内的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对区域内的城市来说,一定要积极支持,而不要画地为牢。即便暂时获得和利益少一点,也比闭关自守的效率要高,对城市发展的总体作用会高于封闭运行。否则,原本发展条件就不是很好的地区,会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处于发展的边缘地带。只有随着区域城市一直动起来,城市的活力才能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眼光才能越看越远。

  长江中游城市能够签署合作协议,首先让公积金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无疑是搞活长江中游城市之水的重要举措。一旦正式流动起来,人才和劳动力在这些城市的流动就会加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城市之间的协调性增强,发展的前景也就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些在区域之外寻求发展的人,也会逐步回到区域城市中来,对于区域范围内城市的吸引力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毕竟,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长江中游地区单个城市的吸引力还是要略差一些。但是,如果联起手来,推动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其他地区还没有能够有效流动的社会资源,能够率先在长江中游城市之间流动起来,对于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是一次极大的提振。

  实际上,省市间的公积金合作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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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7 9:19:00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经形成,且都列入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三个增长极。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三个城市群、三个增长极,显然是不够的。特别对占据中国国土面积7成左右、人口近3成的西部地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城市群,是不完整的,也是很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也意味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领头羊,成为中国新的城市群、增长极。

  与其他三个城市群相比,中央对成渝城市群的要求,可能更高。一方面,希望将成渝经济圈打造成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城市群格局;另一方面,要实现大保护,亦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破坏式发展,而是要保护式发展,继而形成保护与发展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

  实现“双循环”,是中央赋予成渝城市群的战略任务。内陆地区如何对外开放,不仅关系到成渝地区的未来,更关系到整个西部地区的未来。对盛誉城市群来说,肩负的任务就十分艰巨。要能够通过实践,找到一条适合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之路。一旦找到了这条路,对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开启现代化之路新征程。很显然,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不仅要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和投资者等开放,要走向全国各地,更要对全球开放,要走向世界。因此,对成渝城市群来说,必须有创新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才能真正闯出一条新路,才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才能肩负起这项历史重任,才能对得起中央对成渝双城的信任。


  实现“双循环”,是对成渝双城发展成绩的肯定。实际上,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近年来发展的势头都非常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非常大。以成都为例,已经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就有280多家,通往欧洲的班列也是越来越繁忙、越来越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产业发展,这几年成都和重庆的招商引资力度都非常大,引进的产业也都档次高、规模大、带动力强。因此,两地都呈现出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置业的良好态势。一旦成渝城市群步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曾经的劳动力输出地,就有可能成为劳动力聚焦地、吸收地。所以,实现“双循环”,实际也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成渝两地发展成果的肯定,是相信成渝双城能够完成成渝城市群的任务,能够让城市群在西部地区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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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5 15:39:00
      8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要求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同时,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无疑是一种新的提法,也是一种新的导向。那么,这种新的提法、新的导向释放了什么样的新的信号呢,今后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将形成怎样的格局、呈现怎样的变化呢,显然也是需要密切关注和重视的。

  众所周知,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大搞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竭力破坏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和多元化发展格局以及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不仅让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影响方面,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大门被人为关闭,导致全球经济只能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难中运行,而且加剧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使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且这种衰退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是全方位的。

  而面对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状态,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不积极与其他国家配合与协作,共同应对疫情影响,力争使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早日走出困境,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保护,完全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扰乱全球金融体系,想以此进一步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垄断地位。显然,是与全球化思维、多元化战略、多边主义体系完全相背的,是赤裸裸的“美国利益至上论”。

  也正因为如此,提高非美元货币、特别是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实现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改革目前美元一币独大、一币称霸的货币旧体系,实现多币种货币共同作用的新体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毕竟,世界是多元的,不是哪一国的,世界是缤纷多彩的,不是色调单一的,世界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

  实际上,无论是欧元、日元、英镑还是人民币,都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为世界企业和居民所接受,只要有一个相对平等、公正的游戏规则,就完全可以实行货币多元化。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已经不能再维持美元作为独家交易货币的状态,而应当多种货币共同作为交易货币,由经营者选择交易币种,由经营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采用何种货币进行交易。只要规则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大宗商品交易的币种选择一定也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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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8 9:40:00
  随着国家对新基建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地方版新基建相关政策路线图日趋清晰。近半月来,包括江苏、上海、天津以及广州、昆明等地接连出台政策,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投资规划一批千亿、万亿级新基建项目,并谋划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推动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基建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抓手。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很多传统产业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是数字经济等新基建行业,却在稳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基建毫无疑问是今后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领域,成为地方政府竞相发力的重点。然而,对新基建的重视,不能把重点放在“基建”上,而应当突出在“新”字上。

  不同于老基建,新基建的重点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规模,而在效益;不在速度,而在效率。传统基建的最大特点,就是规模大、数量多、速度快,往往在较短时间内就能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新基建显然不能走这样的老路,新基建一定要突出“新”字,可以规模不大,但质量一定要好,产生的效率要高,切不可为新基建而新基建。否则,不仅达不到发展新基建的目的,反而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譬如人工智能,一定要结合企业实际去推广,而非不管是否符合条件都用人工智能。

  新基建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和5G,而是要成为这些领域的领头羊。并不是所有与新基建关联的领域,都能称得上真正的新基建,有些名义上是新基建范畴,但是实际由于科技含量太低,根本不具备新基建的内涵。就像前些年的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一样,都叫光伏、新能源汽车,但实际相差十分悬殊。因此,对新基建来说,一定要吸取教训,切不要被名义上的“新”所迷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在发展新基建方面,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新”的重要性,没有真正把重心放在“新”上,而是放在“量”上了,看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很难真正对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新基建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协调,要避免老基建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问题。根据赛迪智库近期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的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带动投资累积或超17万亿元。这样的投资计划,如果全部落实到位,其影响力将十分巨大。但是,这些投资中,有多少是能够成为行业领军者,有多高的科技含量,有多少是重复投资和建设的,可能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与思考。新基建不同于老基建,新基建能够共享的内容很多、覆盖的范围也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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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3 7:31:00
  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4月22日表示,银行一定要监控资金流向,确保资金运用在申请贷款时的标的上,对于违规把贷款流入到房地产市场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

  引发监管机构做出如此表态的,主要是近期个别地方不仅出现了房价异动的现象,而且发现了消费贷、经营贷变异的问题,资金有转道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迹象。如果这样,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加以纠正,并对违规者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产生不良后果。

  在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下,企业普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资金矛盾不断加剧。尤其疫情全球快速蔓延与扩散,全球供应链严重受挫,订单减少,市场需求严重萎缩,更让企业受到重创,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维持基本生存。如果此时不能按照决策层和管理层提出的要求去做,资金出现转道和被挪用的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也是,近年来,面对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企业运行十分困难的格局,管理层不断调整与优化货币政策,以更加精准的方式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定向公开市场操作政策,以缓解实体企业的资金矛盾,减轻实体企业负担,帮助实体企业走出困境。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每次定向政策释放的资金,似乎总是不能足额流向实体经济,不能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矛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贷资金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变道、转道和流失。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成为了定向降准资金转道的重点。为什么调控如此严厉,为什么市场已经连续低迷了很长时间,为什么限购限售等政策一直没有放松,而房价却岿然不动,继续保持上涨趋势,而仅仅是上涨幅度有所放缓。个中原因,除了开发商加大了融资力度,从境内外大量融资之外,就是信贷资金转道现象比较严重。因此,每次的降准降息,也被认为是房地产市场的“盛宴”,各方都会关注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眼下的经济,确实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复工复产压力很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境况,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帮助,很多中小微企业将很难活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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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4 9:01:00
     海底捞之后,西贝也为涨价道歉了。

  4月11日,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官微发文称,该公司确实涨价了。“你们的意见,我收到了。这个时候涨价,不对。”贾国龙在官微上宣布,从今天开始,所有涨价的外卖、堂食菜品价格恢复到2020年1月26日门店停业前的标准。

  我们注意到,西贝的涨价,主要有这样一些节点。2月1日起,西贝莜面村上海及周边8个城市的18道外卖菜品,上涨1-10元不等。4月6日起,上海12家门店的25道堂食菜品,也上涨1-10元不等。全国其他374家门店的堂食价格没变。

  至于为什么要涨价,贾国龙没有说,而只是说了涨价是不对。这也预示着,西贝在涨价问题上,是一种任性,或者随意。因为,从两个涨价的时间节点来看,前者是疫情刚刚爆发,武汉出现封城后不久,也是春节刚刚上班(正常情况下)。因此,想趁机涨价捞一把。后者则是疫情基本得到控制,4月8日武汉也要解封,眼看着餐饮业要爆发了,就想借机涨价,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通过涨价捞回来。

  显然,此举触碰了社会的痛点。因为,企业面对疫情,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西贝,一度高喊现金流渡不过3个月。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增加现金流来渡过难关。但是,却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企业遭受疫情的巨大冲击,经营状况不佳,复工复产压力大,员工复岗困难,也就客观上造成了广大居民的收入也遇到了问题,很多有房贷的居民,甚至出现了付不起房贷的现象。如果此时西贝涨价,就等于让与自己一样困难的居民,也要雪上加霜。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海底捞还是西贝,选择在这个时机涨价,都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甚至是无良的。企业遇到困难,各级政府从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予以支持,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活下去”,对稳定经济增长、居民就业等提供强大支撑。可是,企业却用涨价来“回报”居民、“回报”的关心,实在太不应该。

  我们也知道,无论是海底捞还是西贝,都是广大居民比较喜欢的餐饮企业,也是普通居民消费最多的餐饮企业之一。在疫情没有完全消除,广大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都也面临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做出涨价的行为,显然对普通消费者、普通居民的伤害更大,影响也更大。因此,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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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3 9:03:00

  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促进汽车消费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对本应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再次予以延长,将给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难得的转型时机。

  很显然,新能源汽车行业遇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在疫情没有发生前,整个行业就已经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生产和销售均出现了下滑。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推出补贴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产销下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这轮产销下滑与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退坡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不是补贴逐步退坡,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新能源汽车到底是以自身的竞争力来生存发展,还是靠补贴来支撑维持。从政策鼓励的角度来看,随着环保要求日益提高,燃油汽车的市场竞争压力会不断增大,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空间会进一步扩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政策退坡后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步下滑的现象呢?显然,这与新能源汽车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有着密切关系。

  实际上,从推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十年来的运行情况看,不少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基本是把补贴当福利,而不是机会,更不是创新的手段。按理,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把补贴当作企业创新的资本,当作推动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种手段,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行成本,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提高汽车生产销售的盈利能力。如果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将补贴转化成效益的空间就越大,能够用于创新和研发等的资金也就越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遗憾的是,多数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都把补贴当作福利,而不是机会和动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含量提升有限、产品创新力度不足、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仍维持在高位。因此,一旦进入补贴退坡,大多数企业就只能慢慢地走向利润滑坡甚至亏损了。

  因此,此次补贴延长2年等于再次给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如果在两年的补贴期内,新能源汽车企业能够抓住机会,仍有可能在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尤其在特斯拉已经进入我国,对自主品牌产生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果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仍然依靠补贴维持生存,那么,被淘汰将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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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7 8:57:00

   近一段时间以来,借着疫情发生的机会,很多地方出台了新的楼市政策,或对开发商予以政策支持,或对涉及土地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或在房屋预售方面政策放宽等。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想在楼市调控上做文章,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但是,很快地就收回了政策,给政策放了一次“超短假”。

  如河南省驻马店市提出的将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首付比例降低至20%;广东省广州市明确商服类项目未完成规划报建手续的不再限定最小分割单元、商服类项目不再限定销售对象;陕西省宝鸡市要求银行积极争取降低首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政策、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提高至50万;山东省济南市在先行区直管区范围内购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的,不受济南市限购政策约束,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频频出现楼市政策“放短假”现象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问题。

  目前的楼市调控政策,有这样几个关键点,或者说关节点。一是“房住不炒”的定位;二是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的方法;三是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手段;四是“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要求。

  定位即目标,就是房价稳定。因为,只要房子回归到居住属性,而不是投资、更不是炒作,房价就不可能大起大落,不可能快速上涨、特别是持续上涨,而会依据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平稳有序地上涨或下降。所以,“房住不炒”的定位,实际就给楼市调控目标定了调,给地方政府定了位,给广大居民定了心。方法也好、手段也罢,都是为目标服务的、为定位提供支撑的。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要求,则是给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的导向,不要再指望通过房地产来拉动政绩、拉动增长。房地产只能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去发展,而不能赋予房地产更多特别的含义,尤其不能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地方政绩的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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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6 7:50:00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21日表示,从长远和总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我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

  有时想想,个别外国政要的说法,真的既幼稚、又可笑,竟然认为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利于他们国家的制造业回归。殊不知,疫情产生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短暂的,没有持续性的。疫情过后,一切都将回归正常,甚至比疫情前的状况更好,更有利于投资者投资、企业投入和客商经营。

  事实上,看一个国家有没有投资价值,值不值得投资,关键看投资环境,看投资后的回报,看有没有市场需求,而不在某个时点发生了什么。时点上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时点上产生影响,而不会产生长远影响。只有投资环境出现恶化,才会对投资者带来伤害,才会影响投资信心。恰恰是,中国在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如何为投资者创造最具价值的投资环境方面,已经做出了极大努力。尤其是近两年来,通过实现负面清单制度,不断地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对外开放范围,已经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为什么个别外国政要发表了疫情能够有利于制造业回归他们国家的言论后,会立即遭到包括本国企业家在内的投资者严厉反驳和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的负责任,不仅表现在对待外国投资者、外国企业方面,也表现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如果中国不是负责任大国,就不会投入如此大的力量去对疫情进行防控。正如很多外国政要与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说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进行疫情防控。也就是说,如果此次疫情发生在其他国家,蔓延和扩散的程度一定会远高于中国。中国能够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中如此负责,对待外国投资者和企业,更会认真负责。

  眼下,中国正在一手抓疫情防控,力争让疫情拐点早点到来。一手抓复工复产,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复工复产的推进工作。特别是外资企业,各地在安排复工复产时,都组织专门力量,帮助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尤其是员工回企。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得到了所有在华企业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他们普遍反映,中国政府的服务让他们十分感动,表示要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

  事实也是,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经济的影响来看,除湖北武汉等极少数地区还需要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企业复工复产还需要稍稍等一段时间之外,其他地方都在抓紧复工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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